小西关的布鞋妈妈

1965年深秋，我们房县参加襄阳社教工作的全体同志撤回来了，县里安排我们在本县搞一段时间的初步“四清”，我被分配到了中坝区的高塘河。当我们一行人爬上龙驹山那个饭店时，后面一群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也赶到了。在饭店里稍作休息，我们继续赶路。那一群小青年，从他们的着装和稀里哈啦的说话中，我们间接了解到，他们也是到山区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其中有一个女孩儿，姓胡，叫胡爱平。是他们的队长。那个胡爱平也不过十七八岁的年纪，一张黝黑的小脸，俊秀而充满稚气，纤细的身材配上得体的学生装，与其他学生相比，显得干练，仿佛天生具有的领导气质。

在山道上行走的两拨人马，很自然的走到了一起，巧合的是，都是同一个目的地——高塘河。

在我们工作队这班人中，有四十多岁的老干部，也有像我这样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自然与那些学生们说得到一块去，很快我们就混熟了。

走到高塘河公社，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那些知识青年由团委书记带到第七大队一个生产队的保管室集体住了下来。说来又巧，我的驻队也是第七大队，就在公社附近。为了深入宣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动群众揭发”四不清干部”，那一群知识青年除了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还要配合我们搞一些文艺宣传。一来二去，我和他们之间打得火热了。

那个年代，我们东奔西跑的工作队，一般都只带两双鞋，一双布鞋，一双解放鞋。平时跑路或者劳动，都穿草鞋。就是解放鞋也是舍不得随便穿的。有一天，我把妈妈给我做的那双布鞋，洗得干干净净，晒在河边的大石头上，公社旁边的刘二憨给生产队放了一百多只羊，他赶着羊群从河边上山，那些调皮的山羊牯子，在石头上追赶蹦跳，无意中把我的布鞋蹬到河里，被水冲跑了。按规矩，每天晚上我要到“知青队”里去辅导排练两个小时节目，没办法，我只好穿着打了补丁的解放鞋，这可没有逃脱胡爱平的眼睛。她大大方方地站在我的面前，郑重其事地问我:“我的周大同志，你就没有带布鞋来吗？这晚上穿着布鞋多舒服，你还穿着破解放鞋？”在一群女孩子面前，我被问的既羞愧又尴尬，一时面红耳赤，真不知怎么支吾与应对。

节目排练完毕，我要回公社。临走，胡爱平又拦着我问:“你真的没有带双布鞋来吗？”我才如实告诉她，我的布鞋被水冲走了。她又紧追不舍地问我:”你的解放鞋是多大的码数的？”我正在犹豫中，不知道回不回答她的问话，她干脆蹲下来，扳过我的脚，用她那细条条的手指来拃我的脚，足足的一中拃另一揆。她说:“解放鞋40码至41码之间，我知道了。”说完用年轻女孩子那种特有的半垫步形式蹦蹦跳跳的离开了。我在那里木了好半天，想起从龙驹山相遇的那一天开始，到高塘河相处的细微流露，这个胡爱平，大有英台恋山伯之嫌。过了两天，我要到县委会送报表，也不知道胡爱平哪儿来的那么多灵通的消息，她好像早知道我的行踪。在我临走前一分钟，她风风火火地跑来，塞给我一封信，煞有介事地对我说:“麻烦你给我带一封信回去，我家就住在中西关一棵大榆树右边，你必须等我妈妈看完信了再走。”话音刚落，她飞似的向知青大队跑去。我受人之托，当然不敢怠慢，挎包里就装着两样东西，一是报表，二是胡爱平的信。按照那时候的步行速度，一天回到县城是没有问题的，或许是工作的劳累，亦或是胡爱平这头小鹿在心里头撞的厉害，我从高塘走到门古的叶家河，天就黑了下来。我在那个吃面饭的饭店里稀里糊涂的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天麻麻亮，我就三步并作两步走，往县城赶，走到小西关，那棵大榆树旁边的胡氏人家，不到中午十一点，等我问清了姓名，就把那封信递给了一位慈祥而又颇有风韵的大婶儿，那个胡叔叔早把我的手捏得紧紧的，拉到净如禅室的屋里坐在小桌旁，一手拿着一个小茶盅，一手提着一把青花瓷的古式茶壶，给我斟了满满一盅滟茶。又给我上了一支“丹江牌”香烟，我虽然是房县一名出师有名的社教工作队队员，经常和县委书记、县长打交道，可是，什么时候受到过这般礼遇呀！等那位大婶儿把信看了一遍，又把信递给胡叔叔过细阅读后，仿佛验证了这封信确实是自己女儿的手笔，大婶儿和胡叔叔一同站到我面前，异口同声地问到:“你是周……？你认识我们胡爱平？看样子，我们爱平也没说假话，你只比我们爱平大一岁。”我只有频频点头的份儿，表示信中说的都是真实的而已。因为信里都说的很详细，可能用不着我再过多的介绍，我只是说明了要马上赶到大会堂报道。胡叔叔二话不说，把我的挎包拿过去放到屋里去了，脸色略带严肃地说:“既然回了城里，明天不影响你去开会，就在家里住一夜。”话还没说完，大婶儿早把一簸罗崭新的布鞋端出来，每一双都用白线绳把鞋跟连着，她按照女儿在信里说的尺码，用手拃了又拃，那些布鞋全都是用”灯芯绒”做的鞋面，全新的白布垫起来的鞋底，而且用手工拉出来的各种老传统的花纹，有“万字”底的、有“云字”芯的等等。大婶儿终于选出了一双与信中要求同样尺码的布鞋，高兴的递给我，要我脱掉脚上带有补丁的解放鞋，试一试布鞋的大小。我实在不好意思把跑了两天路的臭烘烘的脚套进这双崭新干净的布鞋里，说什么我都没有答应。胡叔叔索性跑进屋，须臾之间端出一盆热水，要我洗完了脚再穿。我心里想着:可能是胡爱平在信里对父母有苛刻的要求，弄得我太尴尬。我压根儿也没想到，小西关的人对我这个山里娃，会有这般情义。我像一个犯人一样，遵从着这两位初次见面的像父母一样的叔叔、大婶儿对我的热情与恩赐。

那天晚上，我被强留在这个陌生的家里过夜，受到了人生十七八年以来，第一次崇高的厚爱。从晚宴的闲谈中才了解到，大婶儿是小西关出了名的布鞋巧手，解放前受到母亲和婆婆的真传，在小西关以做布鞋为业，远近州县，达官贵人，商贾文贤，只要到房县，无不到他们家里买手工布鞋的。这胡家大婶儿娘家姓王，取名王天秀，与我妈只错中间一个字，可能是天赐巧缘，我妈做的布鞋也是十里八乡，遐迩闻名。其善良，其美德，其容颜，无不相似于姐妹。第二天，我穿着这双崭新的布鞋，走进房县人民大会堂。

报表填送完毕，组织部要我到郧阳社教总团——郧阳地委办公室去上班。从此，与胡爱平再也没有见过面。几十年的梦里，多次见到她的哀愁与恋泪。三十年后的一个特殊的邂逅，我知道她在恢复高考时，被一所名牌大学录取，与一位很有学识的郎君结婚，我一直掉着的一颗心最终落回了高塘河那块土地。




来源：“房县网”杯“西关印象”征文 作者：周良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