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北抗日烽火

抗战爆发后，平津沪地区相继被日寇占领，1939年9月，日寇进攻武汉，武汉形势紧张。由于鄂西北的郧阳（十堰）地区与川陕豫三省交界，境内崇山峻岭，地势险要，老白、汉白公路连接东西，汉水横穿全境，这里自然成为华中抗日的大后方，成为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要地。

华中抗日大后方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迁转襄樊，日寇进攻襄樊后又迁到鄂西北的老河口、均县、草店一带，鄂西北成了第五战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也成为华中抗战中心和理想的后方基地。

与此同时，在中共湖北省委和鄂西北地方组织的直接筹划和安排下，一批从武汉撤出的中共党员、干部及抗日救亡组织和社会团体，从1938年11月开始相续抵达鄂西北武当山地区。这些群团组织有：湖北省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服务团、全国第一儿童保育院和武汉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草店文化工作团、鄂（西）北战时教育工作促进会、草店妇女抗日救亡工作促进会等。一大批爱国人士，如胡绳、姚雪垠、藏克家等也云集此地，这些进步团体和进步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积极的抗日救亡运动，鄂西北出现前所未有的战时繁荣景象。武当山下草店镇一度被誉为鄂西北抗战的“小延安”，成为抗日救亡的“红色之都”。

抗日大后方局面的形成，究其原因，是中共湖北地方组织实行积极的战略撤退，实施建立武当山抗日根据地方针的必然结果。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底，日本华北方面军就将中共控制的地区作为主要进攻目标。1938年初，开始大规模围攻八路军刚刚建立和正在创建的抗日根据地，西北局势日趋紧张。中共中央对战争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有清醒的认识，估计日军下一步的目标必是武汉和西安，在华北有渡过黄河西进和南犯的可能，因此，对战略后方的转移做出若干设想。中共湖北省委从战略高度出发，认定武汉、襄樊沦陷后，就以武当山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鄂西北抗日根据地，因此高度重视鄂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在武汉沦陷前后，结合战略撤退，为建立武当山敌后游击根据地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和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恰相吻合。光未然（张光年）、刘瑞芳、左觉农（夏忠武）、安天纵等一批党员干部被中共湖北地方组织陆续派往鄂西北，恢复和发展中共组织，先后组建了中共鄂北特支、鄂北工委、鄂北中心县委，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开始部署准备抗日游击战争工作。

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共湖北省委曾有以均县为工作中心的战略考虑。为实现中共湖北省委提出的战略目标，鄂西北地方党组织进行了积极努力。1938年9月，鄂北中心县委改建为鄂（西）北特委后，做了多方面的工作。

确立了向西发展的方针。鄂北中心县委时期，中共工作重点在襄樊城区和襄东，那里组织基础较好，抗日救亡工作十分活跃。而襄阳以西各县，工作基础薄弱，极不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特委经过充分讨论，最终确定了巩固襄枣地区、向西发展的方针，决定在襄阳以西各县大力发展组织工作，开辟鄂西北的抗战局面。

精心部署，屯聚力量。中共鄂（西）北特委变被动撤退为主动挺进，向鄂西北集结进步为量。在钱瑞俊支持下，利用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组建文化站和工作队之机，把襄阳党的力量派赴襄阳以西各县，在老河口、谷城、石花街、均县城、草店先后成立了文化站，从而初步建立了中共组织的立足点。其次，特委统战部长张执一通过统战工作，成功地将“乡促”工作团等多个群团组织转移到武当山、草店，以合法的方式掩护了进步力量的集聚。

建立统一的党组织。活跃在鄂西北的各团体，有的来时已有中共支部，有的来后建立了或正在筹建中共支部，并且党组织已在当地生根，靠鄂（西）北特委的“单线”联系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1938年12月，特委正式决定在草店成立中心县委级的中共均郧工委，统一领导以草店为中心的均县一带，包括整个郧阳范围各县的党的活动。1939年2月，中共鄂西北区党委成立后，均郧工委改称为均州中心县委，赵石任书记。党的统一领导机关的建立，党组织的力量迅速壮大，活动在以草店为中心的鄂西北的党员人数已有近500人，鄂西北区党委领导下的党员人数达到2000人（1939年12月），使开辟抗日根据地方针的付诸实施有了可靠的组织和干部保障。

正是在中共鄂西北地方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各群团紧密配合，同心协力，艰辛开拓，鄂西北的抗日救亡活动呈现出一派蓬勃景象。

守土抗战御敌寇

1937年7月，为适应抗战的需要，房县成立了“动员委员会”，在“动员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抗战期间，房县共征出壮丁21510名，志愿从军知识青年97名，征用民夫217857人，运输军粮1741.28万斤，弹药数十万吨。在运输途中死亡47人。各种征募、捐献金额901.58万元（法币）。认购军粮8716.50万石。为抗日阵亡本县籍将士233人；竹山县广大青年为了守土御悔，参军热情空前高涨，在抗战期间应征入伍13539人；

1941年12月5日，7架日机由太阳关向郧西县城俯冲，先绕县城上空盘旋，后用机枪扫射，继而投下38枚炸弹，炸死6人，炸毁房屋20余间。日军的残酷暴行没有吓倒郧西人民，反而激起了郧西人民同仇敌忾的决心。此后，每逢日机来前，县政府发出“预备警报”，全城机关、学校、居民立即出城藏于荒郊，并在北关东侧新开一门以免拥挤，在居民家门口堆上细沙以防燃烧弹，将城中所有白石灰墙刷成灰色以减少轰炸目标。

1945年3月，日本战车第三师团第三联队吉松部和冈野部约一师团兵力，侵入郧县东梅、八梅、江北、南化、观乌、龙津、桑麻、龙安等地，杀死杀伤乡民295人，焚毁房屋196间，抢掳粮食770多石，宰杀耕牛2231头。为抗御日军，县国民政府组建了抗敌自卫团，战事乡镇各组建1个大队，其余乡镇各组建1个中队，全县共组建3个大队，34个中队，共有官兵4080人，布防于县境内数个要隘。同年4月，郧县抗敌自卫团团长江治澜奉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之命，从其率领的县抗敌自卫团中挑选50名英勇善战者，组成敢死队，在梅铺分赃岭与500名日军进行血战，打退侵略者，敢死队无一人伤亡。在抗战时期，郧县28个乡镇共组织3200名民夫，1600多副担架，先后运送伤病员11000多名，出征前方捐躯沙场者837人，抗敌自卫团对日作战失踪、被俘及阵亡183人。

尽管整个抗战时期，鄂西北大部没有沦陷，建立武当山抗日根据地的战略目标基本未能实现，但鄂西北能够出现如延安那样生机勃勃的面貌，鄂西北人民守土抗战，团结御敌的光辉业绩，在鄂西北抗战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历史证明，鄂西北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十堰（郧阳）山城不愧为革命的山城。

浩气长存永传扬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开始极力破坏中共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活动。1939年春，国民党军统特务张元良被蒋介石派到五战区任政治部副主任，军统组织在老河口成立“调查室”，在草店开办训练班。3月，李宗仁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下令解散战区内各抗日救亡团体，并指使特务组织监视中共组织，搜捕共产党员。鄂西北政治形势极度恶化。在此情况下，在鄂西北的各级群众团体除“保育院”迁往重庆外，“文化站”、“乡促服务团”、“战教会办事处”等相继停止活动，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大都疏散、转移其他地区。

中共及其领导的进步力量在武当山地区仅活动半年余即迅速撤退，除五战区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压迫以外，还存在着客观的原因。1939年4月间，日军发动随枣战役，襄樊危急，第五战区首脑机关西迁老河口，后又撤退到草店、均县城。老河口、草店、均县一带遂继襄樊后成为整个鄂西北抗战的中心。国民党后方机关分布密集，顽固势力急剧膨胀，使进步力量失去了继续开展工作的有利空间。

基于上述原因，中共在鄂西北地区的战略构想发生了若干变化。一方面，1939年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后，估计鄂西北大部分地区有沦陷的可能，为准备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加强武当山、荆山地区的工作，撤销了湖北省委，在襄河以西建立了鄂西北区党委。湖北省委的撤销，使省委指挥中心转移均县的计划彻底改变。鄂西北区党委成立时机关设在襄樊，1939年5月襄樊危急时又迁往谷城茨河镇，并积极准备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计划在荆山建立荆当、在武当山建立光谷两个抗日据点。但随枣战役后，襄阳以西地区并未沦陷，而鄂中敌后的游击战则迅猛发展，因而区党委把主要力量转入鄂中及荆当远地区，尽力支援鄂中的游击战争，并准备随时从鄂西北撤退，要求鄂西北党组织长期隐蔽工作。鄂西北区党委撤离后，中原局曾力图重建鄂西北省委，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把中原局和东南分局合并为华中局，撤消鄂西北区党委，原鄂西北区党委所属组织，划归鄂豫边区党委领导，鄂西北党组织转入隐蔽斗争。

抗日救亡遍山乡

在国统区政治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均州中心县委按照党中央“发展进步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把一切愿意抗日，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组织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总方针，通过各种群众团体和各界爱国力量，深入到广大城乡和社会各阶层，组成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开办各种报刊和书社阵地，大造抗日救国的舆论，启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觉悟和热情，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在房县办有《抗战日报》、竹山县《竹山青年》，竹溪县《抗战建国半月刊》，郧西县《醒农周刊》，均县“新知书店”，郧县“书报流通处”，出售党的刊物，宣传抗日救亡思想。

通过各种群众会议开展宣传活动。1938年12月，驻草店的群众团体联合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会上揭露、痛斥大汉奸、卖国贼汪精卫的叛国投敌和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唤起民众同仇敌汽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43年在郧县体育广场纪念抗战六周年的群众大会上，发动群众募捐支援抗日前线，有不少妇女当场取下金银首饰捐献抗日。

　　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宣传抗日救国。均县草店的抗日救国群团与当地学校结合起来，办墙报、画报，组织文艺宣传队、“儿童剧团”等开展宣传活动。“儿童剧团”有30多人，大都是由七八岁至十四五岁的孩子组成。在文化站的辅导下，编演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不仅在社会上演出，还到五战区干训团、八中队演出，并且步行60华里到均县城为国民党抗日伤病员进行慰问演出，深受欢迎。1939年春节，李宗仁观看了他们的演出后，亲切接见了孩子剧团的演员，并为他们题词：“抗战建国必须老者、壮者、少者齐心协力，克服万难，乃能完成不世之业”。

开办城乡教育阵地宣传抗日救国。在城镇利用民众教育馆办成人文化补习班；在农村，根据生产特点，开办夜校、午校（午休学校）、雨校（下雨时）、牧校（放牧时）等，组织青少年学文化，教唱抗日歌曲，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均县浪河和均谷房边一带到处可听到抗日歌曲，群众抗日的情绪十分高昂。此外，在浪河乡饶家老屋祠堂里开办了手工业纺织厂、雨帽厂，由20几个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劳动，借此一方面为党组织活动筹集资金，一方面组织他们学习文化、学习军事，为开展游击战训练骨干。

组织、扩大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群众组织，把一切愿意抗日的都团结起来，使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到城乡家家户户。房县成立了“动员委员会”；郧县中小学师生，组织“抗日救国团”，农会成立“农民服务社”；竹溪县成立“抗日宣传队”、“抗日捉进会”；均县成立“农民抗日救国团”、“兄弟会”、“姊妹会”等，这些组织不分阶级和阶层，凡是愿意抗日救国的都可参加。同时，通过抗日救国活动，从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和优秀人才，为发展党员和向抗日前线输送新生力量创造有利条件。均县南区发展的一批党员中有些就是抗日救亡活动中培养出来的，还为河南竹沟的新四军部队输送了一批党员干部。郧县党组织为党领导下的山西抗日新军输送了40几名抗日骨干。

做地方军政人员和开明士绅的统战工作，争取团结他们为抗日救国多做有益的事。如均县城里有个姓习的大地主是本地“红帮”大头目，为争取团结他，均县文化站站长、地下党负责人林滔，几次主动上门与其谈心，结交朋友，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做工作，他表示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支持自己的两个儿子参加共产党、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时，他还帮助地下党做转移工作。均县浪河乡大地主张子重先生，认为共产党是干正经事的，支持其五个子女参加共产党，并为抗日活动提供物力财力援助。驻草店的儿童保育院院长罗叔章，以民主人士的公开身份，与附近的开明士绅搞好关系，并且与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交往甚好，争取他们对保育院的物资支持。李宗仁到草店干训团视察工作期间，罗叔章主动请他到保育院视察并给工作人员作抗战形势报告，李宗仁视察后对保育院的工作予以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