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脚奶奶

我们家住在房县城大西关正中间，最早叫忠孝里，后来改称和平街，那时候我们家开着中药脯，名气大的很。整个鄂西北都晓得，四川，陕西，山西的药材商都跟我们家有往来。爷爷是个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号一手好脉。
       爹妈喜欢断肠儿，爷奶奶喜欢长子孙

　　小时候我是奶奶的宝贝蛋，一会儿不见，奶奶都要问：“黑娃子到那去了？”直到找到我，奶奶就把我抱在她的怀里，抱累了就把我放在她的大腿上坐。有时候我坐在奶奶双脚并拢的小腿上，奶奶就用她的双手扯着我的双手，把我一推一垃地，无话找话地唱道：“推一磨，拐一磨，一升麦子做俩馍。爹一个，妈一个，轮到奶奶顶簿箩……”
    我有时候心情烦燥，主要是肚子饿了，便闹筋不要奶奶抱。奶奶哄不住时，便喊我母亲：“来喂娃子。”那时街道上义务工多。母亲被叫出去出义务工没在家时，奶奶面对我这哄不乖的娃子，就解开自己的怀来，掏出薄薄的，像一张刚从豆腐锅中揭出的一张豆油精的奶头来，塞进我的嘴里。我知道，奶奶这张豆油精似的奶头，早巳被我的父亲、姑姑和四个爹爹，把有劲道的东西都吸光了。我抱着这张瘪掐掐的豆油精什么也吸不出来，
      我认为上当受骗了，于是把头一摆，丢弃豆油精，放声大哭。
    “呵……呵……呵……”自己感觉到犯罪似的奶奶，抱着我迈动她那一步五指远的小脚，上街了。
      街上的车妈、李妈、付妈、高妈、散奶妈，听到我的哭声，都接过我，解开她们的怀，拿出一个又白又胖的馍馍来喂我，狼吞虎咽的我不时地打着呛，奶奶还用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背。从小我吃百家奶长大的。直到我长大成人了，还有老女人指着我说：“你小时候还吃过我的妈妈（奶头）。”我简直羞愧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吃饱了的我被奶奶抱回来。奶奶把我放在家椅子（幼儿坐的木制椅子)上。奶奶的腿脚走疼了，他倒一铜盆热水把她那又长又臭的缠脚带子解开，露出她那握拳似的小脚，放在热水盆中“吁”一会。烫了脚，奶奶又拿出两卷干净的裹脚带子，先把小脚指头固定好，然后不厌其烦地一圈一圈地缠起来。先缠脚指头，后缠到脚腰，到脚后跟，最后收尾时绑在脚脖子上。奶奶把刚换下来的脚布子放在热水里，找来半截皂角砸成粉未撒在脚布上，搓揉干净，拧干，搭在后院竹竿上晾晒。
   我奶奶的小脚在整个大西关找不出第二双来。听我奶奶说，她的小脚即招风也招嫌。我奶奶年轻时分长的是瓜子脸,柳叶眉,鼻如悬胆，樱桃小口，杏眼桃腮。天然生就一口雪白如玉的牙齿。虽然生在小门小户人家，偏偏相中了我的郎中爷爷。
       我爷爷说的是北乡黄梁树堰河大好家——大白果树何家千金，娶到家中十年不*，吃了多少药都不中事。我大奶奶女扮男装去赵家提亲，到拜堂时候叫我爷顶的新郎。临到进洞房时，大奶奶逼新奶奶先去睡,大奶奶叫我爷先到房屋里跟她先那个一次后,才准我爷爷进新奶奶的洞房。从此以后便行下例规,先和她睡觉，后半夜再到新奶奶床上睡。如果老爷子越规距了,那么第二天大奶奶便会无事找事地大吵大闹,有一次她然把亲奶奶耳朵上的耳环子拽下来，把耳朵垂子拽豁了。
    赵家奶奶，我的亲奶奶，肚子也争气。到家一年就生下我姑姑。我姑姑生下来就被大奶奶抱去，说是她生的。大奶奶说：“会引娃子先生女.会做鞋子先拉底。”第二年，我父亲出生；第三年，我二爹出生；第四、第五年.......我的三、四、五个爹都出世了。
    娃子一多，奶奶也就带不还过来了，便请奶妈给工钱。我记得我父亲的奶妈姓散，家中开磨房。二爹奶妈姓肖，肖妈不要工钱，她只要自巳的儿子来我们家当学徒，学个手艺将来有碗饭吃。三爹的奶妈姓叶，就在大渠道子口上住。四爹的奶妈姓胡，是福音堂牧师打钟人的女人。幺爹的奶妈姓陈，住在下西关江西馆旁边。奶奶生的娃子多了，大奶奶也抱不过来了。也是她嫌烦，她自己在二道厅屋里供了一座观音神像，每天吃斋念佛,烧香叩头,求神保佑全家人丁兴旺，生意兴隆。每年春荒时，门前烧锅煮稀饭舍饭给要饭的叫花子、穷人吃。冬天舍衣裳。
      大奶奶说，是她积福行善,我们这一大家子人才发旺。大奶奶把她拜佛的厅屋取名叫“积善堂”。那年月，四乡土匪多如牛毛。民国十年时更多，大股奉军土匪进了房县城，民团组织赵坚白在八里望哗变，一个团的人马杀进房县城,烧杀枪掠三天三夜，指名叫西关送大洋十万块，三天之内若不送到便杀上西关，放一把火把西关烧完。这时我的爷爷在大西关各个商会、社会名流推举下,从自家药房家中积蓄,凑了九千块大洋,给赵坚白送去，说是还在凑,要求缓些曰子。土匪见了洋钱，便答应缓几天。口说不及。国军冯玉祥的队伍过来。赵坚白闻风而逃。事后整个西关各界都具本上奏襄阳府，襄阳府查实其事，我家蒙国恩褒扬“勇于为善”及“老年硕德”两块四字大匾旌表,挂在“积善堂”两边。直到五十年代抄家时被拆下来烧了。
      我奶奶说：“那时我正坐月子,土匪听说我的脚小,要叫我脱了脚给他们看,一个棒老二头子心怀恶念，叫别的土匪都出去。”我奶奶那段时间三天都没换裹脚带子，脚带子还没解完，那些拉着门缝看热闹的土匪都被臭气薰跑完了，就连在屋里的棒老二头目也被薰的哇哇直吐，原先还在想五想六的念头一点兴趣也没有了。我奶奶的臭脚还保住了自己的贞洁。
      襄阳府的表彰更加激发了我们家做善事的举动，除了舍医舍药,舍饭舍衣之外，又增加了买物放生的新项目。做生意是为了赚钱，我爷爷采用了穷人看病富人出钱的办法。穷人拿药少收钱，或不收钱，富人看病拿药，加倍收钱来弥补。有一次一伙子土匪绑了舅老爷的票，后来土匪头子听说和我们是亲戚,便放了老爷说：“你的亲家对我有恩,我在病的要死的时候救过我的命，管医管药管吃管喝,治好我的病,临走还送我盘缠和衣服。”舅爷拣了一条命，回来到处说，越发增加了我们药铺的信誉和威望，一时之间“余善人”的名字在川陕鄂豫云贵川都传开了。买鳖放生是行善的一种。那时房县人信迷信，不吃带五爪的动物。狗、鳖、龟都是带五爪的动物，迷信说法，所有长五爪的动物前世都是人托生转世的。谁个吃带五爪的动物，下辈子也要托生为五爪动物被人吃掉。这叫冤冤相报。
    我奶奶每天都要派个伙计上街去买这些被别人抓来卖的动物。肖妈的儿子每天上街去买，一买一串鳖和乌龟回来，转手就放在北河莲花池中。后来有个叫常天德的打渔佬摸住了，每买都到莲花池去叉鳖，每次都是满载而归。后来叫我奶奶知道了，气得大骂：“什么常天德，实实在在叫丧天德。”
      从此，再也不买鳖放生了。
      这次我去内蒙古儿子那里前，将养护了近三十年的大鳖放生。有人提议我把鳖放到附近河水中，我没同意。在好友陈少华的帮助下，驱车上百公里，把这个有五六斤重的大鳖，放生在从神农架发源的汉江支流——古南河湿地，三里坪电站大水库中。
      解放后,我奶奶被划成地主婆,天天挨批斗。她的一双小脚被当众解开,并被当时土改积极分子用男人的大脚踩脱臼,后来是抬回来的,蓄治一年多才能走路。一九五四年，我的姑姑余林从上海写信来，接我奶奶去上海帮她带孩子。那时划为地主分子的人是不准乱说乱动的,我二爹上派出所开证明时，派出所长说：“解放前欺负老百姓.解放后还想去大上海享清福,不准去。”二爹这才马上写信给余林。佘林半个月后收到信,马上拍回来叁份电报,一份给二爹,一份直接给县公安局,还有一份直接拍给县委书记刘露洗，说明当年参加抗日工作时,被我大奶奶关锁在厢房中，是我奶奶偷的钥匙放跑她出去参加革命的。当时注重调查研究,公安局派出所贫农团调查后,街坊邻居都说我奶奶积福行善一辈子,派出所立马开出介绍信，放我奶奶到上海。我二爹请的滑竿（二人抬的一种小轿子），把我奶奶一路护送到了上海。当时我奶奶要带我一起去上海的,我的父母坚决不答应。奶奶到了上海，帮着姑姑照料雷天明的遗孤雷英和雷邯生，直到她们上了中学。一九五八年七月,奶奶脑溢血死在上海。姑姑那时是上海石油练油厂的副厂长,她把奶奶安葬在上海市中山公园。当时是出钱买的一块坟地,这块地的证明给了我。后来我四爹余锦寿,在北京大学毕业后跟着李四光全国各地跑着找石油，在八十年代回来探亲时看到这张土地使用证，他把要去了。我爹说他们要把我奶奶的墓迁回来。后来上海市中山公园扩建，又赶上文化大革命，连死在国民党枪下的雷天明都被说成叛徒，姑姑在四川整天挨批斗。大家都是“土地爷打摆子,吾身顾不住吾身了”。奶奶也就永远地长眠在上海市中山公园的花草假山亭台褛阁之下。

                                                                                                                                  2018年6月24日完稿

来源：“房县网”杯“西关印象”征文 作者：余策星